然而，创伤并未因逃离而痊愈。1980年，小舅最终随父母抵达德国，起初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曾在汉诺威附近的施塔特哈根与父亲同住。但再教育营的经历，如同毒液般持续侵蚀着他的精神。他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一度入住精神科病房，后来尝试独立生活，由社工定期探访。病情反复，他曾流落街头，最终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辅助生活设施中。在杜耀豪的镜头下，这位小舅总是沉默地劳动，用抹布来回擦拭着地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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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段历史表明，（当时的）华人是被仇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系统的台柱。”这并非杜耀豪的判断，而是他从家族长辈的遭遇和史料阅读中归纳出的、那个时代加诸越南华裔群体的标签。正是这个标签，成为家族命运分岔的起点。
"I want to interact with my community, and know that whatever platform they're talking on, they're going to be safe."
她也认为，我对外公外婆不够热络。毕竟，我曾在无数个周末享受他们的照料，理应感恩。